编者按：日前，黄山朱岱老师的“雲云”歙县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览，这是歙县走出国门展现在国际展览的一件盛事。朱岱，字子泰，号砚溪，安徽省歙县人。 国家非物质遗产文化遗产安徽省（歙砚制作技艺）省级代表性传承人，正高级工艺美术师，享受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

砚池涵宋月：朱岱砚台里的极简哲思与当代回响

文房四宝，笔墨纸砚，自古便是中国文人安顿身心、寄托性灵的方寸天地。在这四者之中，砚台尤为特殊，它不仅是研磨墨汁的实用器具，更是承载千年文脉与哲学思辨的微缩宇宙。当历史的长河奔涌至当代，喧嚣与浮躁时常裹挟着现代人的生活，我们该如何在快节奏的时代中寻回内心的宁静？国家制砚名家朱岱以其手中的一方方宋式砚台，给出了跨越千年的回应。他的砚作，不事雕琢，洗练纯粹，将宋代美学中的极简主义、实用精神与天人合一的造物观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透过朱岱的砚台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宋式美学的当代回响，更是中国人在器物中安顿精神的永恒追求。

少即是多：极简主义背后的文化自信

宋代美学崇尚”大道至简”，这种极简绝非贫乏与空洞，而是”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”的自信表达。回望宋代，单色釉瓷器登顶陶瓷史巅峰，宋人追求”以少胜多、以虚代实、以白当黑”，在极度的克制中蕴含着对美的绝对自信。朱岱的砚作，正是这种自信在当代的延续。

他不迎合市场的喧嚣，不堆砌繁复的装饰，而是以简练的线条和纯粹的形态，展现宋式美学的底气。以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《石渠砚》为例，该砚造型简洁大方，线条饱满而富有弹性，没有一丝多余的赘饰。在这份朴素中，蕴含着深厚的内涵；在极致的简洁中，又充满了微妙的变化。这种”少即是多”的底气，是对传统文脉的理性坚守，更是以古为师、古为今用的美学自信。

在世界美学的宏大坐标系中，宋式极简与西方现代主义及日本寂美学形成了奇妙的跨时空对话。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·凡·德·罗曾提出”少即是多“的言，其核心在于剔除一切非本质的装饰，让空间与形式回归纯粹的功能与比例。朱岱的砚台，恰是这一理念在东方器物上的完美印证。然而，宋式极简又不同于西方冷峻的几何理性，它更接近于寂美学中对”不完美、无常、不完整”的接纳。正如《徒然草》中所言：“万物皆以不齐为佳，若尽皆齐整，则索然无味。”朱岱在《石渠砚》中保留的石材天然微瑕与手工打磨的温润痕迹，正是对这种”冷枯”美学的东方诠释。

此外，这种极简亦呼应了海德格尔”诗意地栖居”的思想。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，物品往往沦为符号与欲望的载体，而朱岱的砚台剥离了附加其上的功利属性，让使用者在与器物的纯粹凝视中，重新找回人与物、人与空间的本质联系。康德在《判断力批判》中提出美具有”无目的的合目的性”，朱岱的砚台不刻意讨好任何世俗的审美标准，却因其对材质本真与形式法则的极致尊重，达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。这种跨越东西方的美学共鸣，彰显了宋式极简并非封闭的地域风格，而是人类在面对物质过剩时，共同寻求的精神突围。

一即一切：单一元素中的提炼功夫

宋代美学要求一种”绝对单纯”的境界，即圆、方、素色、质感的极致纯粹。然而，将单一元素运用到极致，恰恰是艺术创作中最难的考验。正如苏轼所言：“大凡为文，当使气象峥嵘，彩色绚烂，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。”这种平淡，是历经千锤百炼后的升华。

朱岱制砚，全凭手工，每方经月不倦。他在选石之后，往往要对石头沉思交流数日，坚信”石不佳者不契”。只有当美石的灵性得以入怀、入梦，达到人石合一的境界时，他才肯动刀。这种对单一元素反复锤炼、不断提炼的功夫，正是”一即一切”的创造性体现。在方寸砚台之间，他将石材的质感与形态推向了审美的极致，展现了宋代文人”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”的艺术造诣。

这种对单一元素的极致提炼，在世界艺术史中亦有回响。丹麦设计哲学中的”Hygge”生活美学，强调在简单、质朴的日常物件中寻找温暖与安宁，其核心便是对材质本真的极致尊重。朱岱在选石时的”沉思交流”，与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师对待木材、皮革的敬畏之心如出一辙。他们都不将材料视为被动的客体，而是将其视为有生命的对话者。

同时，这也印证了庄子”大巧若拙”与”技进乎道”的造物观。庄子认为，最高的技巧往往呈现出一种看似笨拙、不加修饰的自然状态，因为真正的”道”超越了人为的机巧。朱岱在制砚过程中，从”对石头沉思”到”人石合一”，正是将技术内化为直觉，将主观的造作消解于客观的材质之中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提出”境界说”，认为”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”。朱岱的砚台，之所以能在单一的石材质感中生出万千气象，正是因为他倾注了”真感情”，达到了物我两忘的”无我之境”。这种在单一元素中洞见宇宙万有的能力，不仅是艺术的至高法则，更是东方哲学”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在造物层面的生动实践。

器以用为本：生活即艺术的实用主义

宋代美学将艺术与日常充分融合，践行了”生活即艺术”的理念。宋人”四般雅事”——焚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，无一不是将审美融入日常生活的生动实践。在朱岱看来，砚台首先是实用的文房器具，而非脱离生活的纯粹摆设。

宋式美学的实用主义告诉我们：真正的美不在脱离生活，而在让日常生活本身成为审美实践。《石渠砚》的设计便是这一理念的完美注脚。该砚”砚堂宽敞，砚池通畅，四面迂回，后高前低，便于集墨”。在极简的造型之下，完美兼顾了研墨、笔、洗笔等实用功能。朱岱的砚台，让高雅的宋式美学重新回归书案，让当代人在研墨挥毫的日常中，依然能够触摸到传统生活的温度与诗意。

这一理念与19世纪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先驱威廉·莫里斯”艺术为人民”的主张不谋而合。莫里斯强烈批判机械时代将设计与制造分离、将艺术与实用割裂的倾向，呼吁恢复手工艺的尊严，让日常用品重新具备美的品质。朱岱的制砚实践，正是对这一跨越百年的呼吁的东方回应。他拒绝将砚台博物馆化、标本化，而是坚持让其在当代书桌上”活”起来。

此外，柳宗悦提出”用之美”，认为”器物因被使用而美，美则惹人喜爱，人因喜爱而更频繁使用，彼此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”。朱岱的砚台，正是这种”用之美”的典范。在研墨的过程中，墨锭与砚堂摩擦，清水与石质交融，这不仅是物理上的研磨，更是人与器物之间的情感交流。这种实用主义，也暗合了李泽厚在《美的历程》中对宋代美学的论述：宋代艺术不再追求唐代的宏大叙事与宗教狂热，而是转向了对世俗生活、日常情趣的细腻关照。朱岱的砚台，将高深的哲学思辨化作了案头的一泓清泉，让当代人在每一次研墨、每一次洗笔的日常劳作中，都能体验到一种”技进乎道”的仪式感，从而在平凡的生活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审美秩序。

天人合一：顺应自然的造物哲学

宋代美学深受儒释道三家融合的影响，“天人合一”是其核心哲学。宋人对天然开片纹理的欣赏，如哥窑的冰裂纹，便是将”不完美”升华为审美，体现了对自然偶然性的接纳与敬畏。朱岱制砚，始终秉持”顺应石材的天然肌理与性情”的原则。

在创作《月与云砚》时，他”巧用砚石纹理的平静素雅为无尽海藏，借上端一组天然眉子纹为一线云彩”。人工的雕琢与天工的造化在此浑然一体，毫无斧凿之痕。朱岱常言”不圆而圆、不直而直、不平而平”，这不仅是制砚的技法，更是顺应自然、道法自然的造物哲学。在他的砚台中，人与自然相互交融，石材不再是冰冷的客体，而是与人对话的生命体。

这种对自然偶然性的尊崇，与“物哀”美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。“物哀”强调对事物短暂、无常之美的敏感与悲悯，而宋代的”格物”精神则侧重于在静观万物中体悟天理。朱岱在《月与云砚》中对天然眉子纹的巧妙利用，既是”物哀”式的对自然造化的深情凝视，也是”格物”式的对石材物理属性的理性把握。他看到了石头中的”云”，这云既是自然的纹理，也是内心的投射。

同时，这也呼应了海德格尔对”技术”的反思。在现代技术框架下，自然往往被视为待开采的”持存物”，被强行纳入人类的意志之中。而朱岱的”顺应”，则是一种”泰然任之“的态度，他让石材以其本来的面目显现，人工的介入不是为了征服，而是为了成全。这种造物哲学，超越了主客二分的对立，达到了一种”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庄子境界。在朱岱的砚台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石头的形态，更是自然法则在人类造物中的诗意显现。它提醒着当代人：真正的美，不在于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，而在于谦卑地倾听、顺应并与之共舞。

格物致知：理性精神与秩序之美

宋代理学强调”格物致知”，在美学上表现为对事物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秩序的追求。宋代家具”简约而不简单、精致而不烦琐”，其线性梁架结构既加固了功能，又巧妙地起到了装饰作用。朱岱的砚作，同样深蕴这种理性精神。

他深知”摹古远非俗辈造和简单的摹仿”，而是通过深入研究古砚的构成空间关系和线条神韵，达到”知其白，守其黑”的秩序之美。其代表作《莲瓣写经砚》构成丰润得体，线条挺刮利落，既有宋人花卉写生小品般的谨严与单纯，又具有古典的沧桑感，荣获西印社第六届印文化博览会金奖。在这方砚台中，理性的秩序与感性的诗意达到了完美的平衡，展现了宋式美学中”格物致知”的深邃智慧。

这种对内在秩序的追求，与西方现代设计大师迪特·拉姆斯的”设计十诫”有着惊人的契合。拉姆斯主张”好的设计是创新的、实用的、唯美的、易懂的、克制的、诚实的、耐久的、细致的、环保的，并且是尽可能少的设计”。朱岱的《莲瓣写经砚》，其线条的”挺刮利落”与构成的”丰润得体”，正是对”克制”与”细致”的完美诠释。他并非为了装饰而添加莲瓣，而是因为莲瓣的形态与写经砚的功能、气韵形成了内在的逻辑统一。这种秩序，是”格物”之后获得的”知”，是事物本质的自然流露。

此外，这种理性精神也体现了宋代美学中”理”与”趣”的辩证关系。李泽厚指出，宋代美学是”韵”与”理”的结合，既有对宇宙规律的冷静认知，又有对生命情趣的温热体验。朱岱在制砚时，既要遵循石材的物理特性、研墨的流体力学，又要兼顾视觉的比例与触觉的温润。这种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解的过程，本身就是一种”格物”的修行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自由并非随心所欲，而是在深刻理解并尊重客观规律（理）的基础上，所获得的从容与创造（趣）。在秩序中见诗意，在理性中见温情，这正是宋式美学给予当代设计的最宝贵启示。

慢生活启示：当代精神安顿的哲学

在快节奏的当代社会，宋式美学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”慢生活”的哲学启示。宋人追求的”逸”，并非超然世外的逃避，而是在日用常行中寻求内心的安顿，是一种”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’闲’的趣味”。

朱岱”在清静朴素的工作室中，日日沉潜于工作中”。他相信，“每当目光与砚石期期相遇，顾盼深情之时，他的艺术得以展现”。这种对物的深情凝视和专注，正是对当代社会浮躁心态的最好回应。宋式美学告诉我们：在极简中安顿身心，在慢下来中触摸本质，这才是当代人最需要的精神资源。

这种”慢”与”专注”，在世界美学中亦有深刻的共鸣。茶道所倡导的”冷枯”与”寂”，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极度简化外在环境，来逼迫内心回归宁静与专注的修行。朱岱在工作室中的”日日沉潜”，与千利休在茶室中的”一期一会”异曲同工，都是在时间的绵延中，将日常的劳作升华为精神的洗礼。

同时，这也呼应了海德格尔对”时间”与”存在”的思考。在现代社会的”加速”逻辑下，时间被切割为可计量的单位，人沦为时间的奴隶。而朱岱的”慢”，是一种对时间的重新占有。在与砚石的”顾盼深情”中，时间不再是线性的流逝，而是变成了可体验、可沉浸的”当下”。这种状态，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”本真存在”。

从朱岱的砚台出发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宋式美学的当代转化，更是中华文脉在器物中的生生不息。在”少即是多”的自信中，在”一即一切”的提炼中，在”器以用为本”的实践中，在”天人合一”的交融中，在”格物致知”的秩序中，在”慢生活”的安顿中，宋式美学以其独有的极简哲思，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方精神的砚池。在这方砚池中，我们研磨的不仅是墨汁，更是内心的宁静与对美好生活的永恒向往。它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局限，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安顿方式，提醒着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，依然可以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、澄明而诗意的天地。（黄山市委宣传部鲁彦举）